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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态危机深化的当代，人文地理学者更需秉持这种批判精神。该书的价值不仅在于解构“自然”的神话，更在于启示我们：在人工智能时代新挑战之下，如何重建更具伦理深度的人地关系认知。
——评卡斯特利的《自然》
■李秀彬
周尚意教授主持的“人文地理学译丛”犹如打开西方学术思想宝库的钥匙，其中诺埃尔·卡斯特利的《自然》中译本问世，恰似在当代人文地理学界投下了一枚思想深水炸弹。这部来自不列颠群岛的批判地理学著作，经由相欣奕博士信达雅的译笔，将后现代地理学对“自然”概念的颠覆性解构呈现于中文世界。作为长期关注人地关系理论演进的学者，笔者在字里行间既感受到知识解构的锋芒，更窥见学科重建的可能。作者以福柯式的知识考古学方法，揭示了“自然”如何从形而上学概念蜕变为权力运作的场域，这种知识探险对正处于理论饥渴期的中国人文地理学界不啻及时甘霖。
展开剩余79%祛魅与重构：自然概念的知识考古
卡斯特利开篇即以知识考古学的解剖刀，剖析“自然”概念的层累构造。从亚里士多德的“自性”（physis）到启蒙运动的“机械自然观”，作者论证每个历史时期的自然现象都是特定认识论的产物。书中援引大英博物馆档案显示，19世纪大英帝国在全球建立的57个皇家植物园，表面是科学研究机构，实质是殖民权力对热带自然的规训装置。这种揭露彻底瓦解了自然科学的中立性神话。
在解构“自然”本体论方面，作者创造性地提出“自然的三重面具”理论：作为认知客体的自然、作为权力媒介的自然、作为抵抗空间的自然。通过分析伦敦湿地保护运动，书中展示环保主义话语如何将特定生态价值观塑造为“普世真理”，这种意识形态运作机制的分析，远超传统环境政治研究的理论深度。
在方法论层面，作者发展出“话语—物质性”辩证分析框架。从根本上揭示了所有知识（包括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本质——它们并非纯粹客观真理，而是特定权力关系与价值立场的产物。例如，中国的土地利用分类体系中长期存在的“未利用地”类别，其命名隐含了“一切土地皆为人类服务”的工具主义逻辑：未被开发的湿地、荒漠被视为“闲置资源”，等待转化为耕地、矿区或开发区。这种分类法将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制度化，掩盖了土地本身作为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卡斯特利若论及此，必会指出“未利用地”概念恰是知识与权力共谋的典型案例——它服务于经济增长导向的空间规划，却消解了非人类自然的主体性。
卡斯特利认为，地理学作为研究人类家园——地球的学科，在建构“自然”概念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此，笔者深以为然。就像地理学家们所做的各种“区划”，其实质乃塑造着人类认知大地与空间的语言体系，影响深远。
多元本体论与中国学术对话
该书对西方中心主义自然观的批判，恰与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形成奇妙共鸣。卡斯特利虽未直接论及东方思想，但其对“关系性自然观”的强调，与道家“天人合一”思想存在跨时空对话的可能。这种理论缝隙，正为构建中国特色人文地理学提供了接榫点。
在中国语境的应用方面，书中“弹性自然”概念特别值得关注。若以此审视珠江三角洲基塘系统，可见桑基鱼塘不仅是生产空间，更是蕴含生态智慧的弹性调节系统。这种本土化阐释，既能验证理论普适性，又可避免简单的概念移植。
对学科建设的启示更显珍贵。作者打破自然/文化、物质/话语的僵化分野，这种理论勇气值得中国学者镜鉴。当前，我国人文地理学正面临定量转向带来的本体论危机，卡斯特利的批判路径提示我们：在拥抱新方法时，更需保持对学科本质的哲学反思。
批判性反思：理论的局限与学科责任
尽管《自然》的智识锋芒令人振奋，仍需以审慎态度看待其理论边界：卡斯特利精妙剖析了“自然”概念如何被建构，却未充分回答这些建构如何反作用于人和社会。例如“气候危机”话语的兴起，是否重塑了人类对自身文明限度的认知？环保主义的“自然神圣化”叙事又如何催生新的社会运动？此类互动链条的缺失，使全书更似地理学理论的重构宣言，而非人地关系动态演化的全景图。
地理学者的实践路径模糊：作者呼吁地理学者“不必低估自身影响力”，却未指明这种影响力如何转化为具体行动。若以巴西无地农民运动为例，地理学者能否通过参与式制图（participatory mapping）帮助原住民争取土地权益？或通过揭露“自然资本化”的金融逻辑影响气候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断裂，削弱了批判地理学的现实介入能力。
相对主义陷阱与系统论缺失：卡斯特利坚持“知识皆为立场性建构”的相对主义视角，的确能解构霸权话语（如殖民式自然观），却难以解释某些跨文化共识（如全球变暖的科学证据）。当面对飓风、海平面上升等物质性威胁时，单纯强调“自然的社会建构”可能陷入虚无主义。这要求我们以系统论思维统合社会建构与物质规律，而非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结语：在解构与重建之间
卡斯特利的《自然》中译本，恰似投向东渐的西方地理学理论长河中的一块砥石，激荡起跨文化对话的思想浪花。相欣奕的译文既保留原著的思辨锋芒，又通过审慎的学术注释搭建起中西对话的桥梁。
在生态危机深化的当代，人文地理学者更需秉持这种批判精神。该书的价值不仅在于解构“自然”的神话，更在于启示我们：在人工智能时代新挑战之下，如何重建更具伦理深度的人地关系认知。
正如当我们将“未利用地”重新定义为“生态空间”时，不仅是术语的改写，更是自然伦理的重构。这种可能性，正是卡斯特利留给当代地理学者的终极命题：在解构一切确定性之后，如何以负责任的知识生产，缔造人与自然的新契约？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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